吳某某受賄案

——以詐騙的方式迫使行賄人交付財物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裁判要旨

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向行賄人施加壓力騙取行賄人的財物，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行賄人謀取利益，是受賄，并且應當按照索賄的標準從重處罰。

二、案情

被告人：吳某某，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原任湖南省洞新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經理、黨委副書記兼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邵陽管理處書記。因涉嫌犯受賄罪于2013年6月24日被逮捕。

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6年至2013年3月，被告人吳某某在擔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養護工程公司副經理、湖南省郴州-寧遠高速公路籌備組組長、湖南省郴寧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總監、湖南省洞口至新寧高速公路籌備組組長和湖南省洞新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耒宜高速維護業務，郴寧高速公路、洞新高速公路的土建工程、監理、路面工程、材料供應及駐地建設等業務的招投標，以及工程質量監督、工程管理、工程款支付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伙同其情婦趙某某（另案處理）、其妻成某某共同收受其他單位和個人財物。被告人吳某某受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223.0789萬元。其中，2010年下半年，吳某某擔任該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經理期間，衡陽市某有限公司股東徐某某多次找吳某某，要求承接某高速所需鋼絞線全部供應業務。吳某某原計劃安排其特定關系人趙某某承接該業務，便以“讓領導的朋友退出”為由，要徐某某給予“領導的朋友”“好處費”人民幣100萬元，徐某某表示同意。之后，吳某某利用職權，決定徐某某以河南某鋼纜有限公司、江陰某鋼纜有限公司和無錫某鋼纜有限公司名義承接了該高速7000余萬元的鋼絞線供應業務。2010年9月底，徐某某按約定準備將100萬元人民幣交由吳某某轉交給“領導的朋友”。吳某某要趙某某及趙某某的弟弟在長沙市區某處等候。徐某某與吳某某同車前往與趙某某約定的地點，吳某某對徐某某謊稱趙某某的弟弟系領導的朋友。隨后，吳某某將徐某某所送的裝有人民幣100萬元的黑色紙袋交給了趙某某的弟弟，趙某某的弟弟隨即轉交給了趙某某。之后此款由趙某某帶回家中。

（其他具體犯罪事實略）

三、裁判

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吳某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單獨或伙同趙某某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受賄罪。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九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吳某某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扣押在案的現金一千二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元九角九分及凍結的款項，用于抵繳被告人吳某某受賄所得的贓款一千一百八十三萬七百八十九元，其余部分作為被告人吳某某的個人財產依法予以沒收。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吳某某以其未向徐某某索賄等為由提出上訴。吳某某的辯護人亦提出吳某某不具有索賄情節。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吳某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在收受徐某某100萬元賄賂過程中，雖然徐某某首先提出愿意出錢讓“競爭對手”退出競爭，但實際上吳某某所說的所謂競爭對手系其特定關系人趙某某找的單位。為了獲取非法利益，吳某某虛構了領導親戚也要做鋼絞線業務并以此為由收受徐某某100萬元作為領導親戚退出的對價，并告知徐某某趙某某的弟弟系領導的兒子，最終使徐某某將100萬元賄賂款交給了趙某某的弟弟，趙某某通過其弟實際收受了該100萬元。吳某某的行為并非單純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是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向行賄人索取財物的行為，其情節比單純的受賄更加嚴重。一審法院就該筆犯罪事實認定吳某某索賄并無不妥。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訴意見和辯護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四、評析

本案爭議的問題是，以詐騙的方式迫使行賄人交付財物的行為如何定性，即吳某某收受行賄人徐某某財物的行為是否系索賄。我們認為，對本筆犯罪事實中吳某某的行為的定性及其對最終量刑的影響，有必要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對索賄行為的解釋受文理解釋的約束。所謂文理解釋，“是指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將受賄罪的行為方式界定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因此，對索取的解釋，即構成了認定索賄行為的基礎。我國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并未對索賄作出進一步的明確的解釋。而依據《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的解釋，索取的含義為“向人要（錢或東西）”，索賄的含義為“索取賄賂”。可見，只要行為人具有向他人要錢或其他財物的行為，即可構成索賄。本案中，被告人吳某某從表面上看并未直接向行賄人索要財物，而是以要給“領導的朋友”好處費的名義主動要求行賄人交付財物給“第三人”。這一行為能否認定為索賄？我們認為，吳某某雖然采取詐騙的手段使得徐某某信以為真并“自愿”將財物轉移給第三人，但吳某某在徐某某自愿“交付”之前已經向其明示，要求其向“第三人”給付財物，且財物的最終去向依然是吳某某的特定關系人。質言之，吳某某的行為并未改變財物最終被其特定關系人占有的事實，而吳某某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促使徐某某向第三人轉移財物的行為實質上還是向其索取賄賂。深圳刑事辯護律師

第二，對索賄行為的認定不能超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構成要件的限定。一種觀點認為，吳某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促使徐某某交付財物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我們認為，雖然單純地看該筆犯罪事實，似乎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但吳某某實施上述行為時依然充分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且徐某某在交付財物后，在吳某某的幫助下實現了承接相關業務的目的。因而，從整體上看，吳某某與徐某某各取所需，雖吳某某在收受財物時采取了欺騙的手段，但其對行為的目的即非法占有徐某某的財物有明確的認識；同理，徐某某雖然誤以為其所送財物系交給了所謂“領導的朋友”，但徐某某對其送出財物行為的目的即謀取不正當利益有清晰的認識。因此，以索賄而不是詐騙來評價吳某某在本筆犯罪事實中的行為能夠更加全面的反映其犯罪的手段、目的及所侵犯的法益，也有助于對徐某某行為性質的認定。

第三，對吳某上述行為的從重處罰的幅度應當充分考慮其情節的嚴重程度。有一種觀點認為，本案中，以受賄罪對被告人進行處罰，雖然可以對索賄情節從重處罰，但不足以充分反映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我們認為，正如前文所述，吳某某的行為只構成受賄罪，因而只能以受賄罪一種罪名定罪處罰。而對其從重處罰的幅度究竟多大更適合，則應當比較其行為與一般意義上的索賄在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上的差異。顯然，吳某某在本筆犯罪事實中的行為和后果，要比單純的索賄更加嚴重。若吳某某在本筆犯罪中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則該行為應當認定為詐騙罪，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1年發布的《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并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內量刑。可見，在對本筆索賄行為進行刑罰評價時，既要考慮其行為侵害的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性這一基本法益，還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通過詐騙手段獲取財物所應付出的刑罰上的代價。因此，在量刑時應當根據其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選擇從重處罰的幅度。所以，我們認為，根據吳某某受賄犯罪的數額、次數及索賄情節的嚴重程度，一審法院對其判處的刑罰是適當的，應當予以維持。深圳法律顧問

綜上，我們認為，吳某某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向行賄人施加壓力騙取行賄人的財物，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是受賄，并且應當按照索賄的標準從重處罰。一審判決對其該筆犯罪行為認定為索賄是正確的。

（編寫人：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