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刑事辯護律師，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動投案但否認逃逸事實的不構成自首

      【裁判要旨】

　　交通肇事后逃逸，自動投案后如實供述發生交通事故的經過，但拒不供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實的，不構成自首；承認離開事故現場，但否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的，屬于對逃逸事實的否認。

　　【案情】

　　2014年9月10日晚，王澤醉酒后駕駛摩托車，搭載被害人彭明坤在道路上行駛時倒地側翻，導致彭明坤跌落至公路旁的坡坎下。救護人員將彭明坤送往醫院搶救后，王澤打電話讓其親屬前來頂替自己，并離開事故現場。公安民警接醫院報警電話后趕至現場，發現肇事者被人頂替，遂讓在場人員打電話通知王澤返回。王澤返回后供認了發生交通事故的經過，但否認找人頂替自己的事實，并稱其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現場。2014年9月12日，彭明坤經醫治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系顱腦損傷死亡。榮昌區公安局交巡警大隊認定，此次事故由王澤承擔全部責任，彭明坤不承擔責任。案發后，王澤墊付了彭明坤的醫療費和喪葬費，并向彭明坤的近親屬賠償了經濟損失5萬元，取得了彭明坤近親屬的諒解。

　 【裁判】

　　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澤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圍內，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王澤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非但未履行報警義務，反而讓其親屬前來頂替，并離開事故現場，返回現場后否認找人頂替的事實，其客觀行為足以反映其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故王澤的行為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王澤歸案后，雖供認了駕駛摩托車搭載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的經過，但辯稱是出于其他目的而離開現場，而且否認找人頂替的事實，在本案訴訟過程中一直堅持否認其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實。故王澤的行為不符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成立要件，因而不能成立自首。鑒于王澤參與搶救被害人，墊付了醫療費和喪葬費，對被害人的近親屬進行了賠償，取得了被害人近親屬的諒解，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據此，該法院判決：王澤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一審判決作出后，控辯雙方均未提出上訴或抗訴，該判決（（2015）榮法刑初字第00093號刑事判決）已生效。

　　 【評析】

　 深圳法律顧問針對王澤的行為是否構成自首，存在兩種爭議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澤雖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并讓人“頂包”，但并不當然排除自首情節的成立，逃逸情節和自首情節應當分別獨立評價。王澤接到公安機關委托他人通知的電話后，即返回事故現場接受調查，其到案具有一定的主動性，應屬自動投案。隨后其向公安機關如實交代了發生交通事故的經過以及離開事故現場的客觀事實，其否認找人“頂包”以及出于其他理由而離開事故現場的辯解并不影響對其逃逸情節的認定，因而其如實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因此王澤的行為完全符合自首的成立要件。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澤不構成自首。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頒布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意見》以及對該文件的解讀 ，成立自首的必要條件之一——“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交代的內容包括“定罪事實”、“重大量刑事實”和“影響定罪量刑的身份情況”，對此應無太大爭議。本案的主要爭議問題在于王澤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自動投案后交代了發生交通事故的經過，承認離開事故現場，但否認找人頂替自己的事實，稱自己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現場。在此情況下，王澤的行為是否屬于自首。現簡要評析如下：

　　1.王澤承認離開事故現場的客觀行為，但否認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屬于對逃逸事實的否認。

　　關于王澤的行為是否構成對逃逸事實的否認，主要有以下爭議意見：第一，王澤對主觀心態的辯解屬于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依據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是否影響自首成立問題的批復》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第二，王澤如實交代了離開現場的客觀行為，并且其提出離開事故現場的理由并不足以影響逃逸情節的認定，因而不構成對逃逸事實的否認。第三，王澤否認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屬于對逃逸事實的否認。我們贊同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王澤的行為不屬于對行為性質的辯解，而是對主觀心態的辯解，而主觀心態是案件事實的重要部分。所謂“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是對犯罪行為的定性，即犯罪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應當被認定為犯罪、此罪與彼罪等法律適用問題所作的辯解，而不是對主觀心態內容（是故意還是過失、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等）的辯解。王澤主動投案后，否認找人頂替的事實，并稱其是基于其他理由而離開事故現場，是對其案發時的主觀心態的辯解。而根據犯罪主客觀相統一的原理，主觀心態是犯罪構成要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沒有故意或者過失的主觀心態，是無法成其為犯罪行為的。

　　（2）辯解理由的成立與否與是否如實供述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王澤對離開事故現場的主觀心態的辯解已經構成對案件事實的辯解，其辯解理由站不住腳不能推導出其如實交代了自己的行為。例如，大量目擊證人證實行為人殺害他人，但行為人辯稱自己不在現場又無法提出依據，其辯解理由毫無根據，但不能否認行為人未如實供述的客觀事實。

　　（3）結合案件事實，王澤的供述是為了否認其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王澤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離開現場，主動投案后，卻否認自己存在找人頂替的客觀行為，辯稱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事故現場，在審理過程中又稱是顧慮保險公司發現其酒后駕車發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賠而離開等等。然而，王澤的辯解與其客觀行為是矛盾的，其對主觀心態辯解的主要方式和目的就是否認自己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

　　（4）否認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即是對交通肇事后逃逸事實的否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王澤的行為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無疑，而逃逸情節的必要條件正是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正如前文所述，沒有故意或者過失的主觀心態，不成其為犯罪行為。王澤否認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正是對逃逸事實的否認。

　　2.王澤到案后，如實供述發生交通事故的過程，但否認逃逸事實，不屬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具有逃逸情節的則升格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足見《刑法》對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打擊力度，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事實屬于獨立于定罪事實的典型的“重大量刑事實”。如前文所述，未交待重大量刑事實的，不構成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綜上所述，王澤雖然具有自動投案情節，但并未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而不能認定自首情節。

（作者單位：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