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規避限購政策，徐某與曾某于2013年簽訂《房產代持協議》，雙方約定將徐某出資購買的房屋登記在曾某名下。2016年，由于曾某無法清償對中集哈某公司的擔保債務，中集哈某公司以房屋登記在曾某名下為由，請求法院強制執行該套房屋。實際購房人徐某隨即依據《房產代持協議》向法院提出執行異議之訴，主張自己是房屋的實際所有權人，享有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

　　最高法認為，借名人與出名人為規避國家限購政策簽訂的《房產代持協議》因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其原因在于，如果司法不對規避限購政策的行為加以限制，則無異于縱容不合理的購房需求，將會導致投機性購房快速增長。放任不誠信的當事人通過規避國家政策紅線來獲取不當利益，不但與司法機關維護社會誠信和公平正義的職責不符，而且勢必影響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進而阻礙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效落實，影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損害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

　　這是最高法首次基于國家限購政策屬于公序良俗的論證邏輯，認定違反國家限購政策的借名買房合同無效。為了深入分析最高法裁判思路的這一重大轉變，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和分析合同無效與公序良俗，以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與公序良俗之間的關系。

　　(一)合同無效與公序良俗

　　在市場中，各主體之間為了達成交易，做出雙方承諾遵守的約定，這種約定在法律上表現為合同。當事人雖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約定合同內容和形式，卻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也不得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如果違反前述規定，合同將不受法律承認和保護，也不具有法律效力，這種情況被稱為“合同無效”。無效合同自始沒有法律效力。

　　由于立法不可能預見一切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為，為了彌補具體法律規定之不足，就產生了公序良俗原則。公序，即社會一般利益，包括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良俗，即一般道德觀念或良好道德風尚，包括社會公德、商業道德和社會良好風尚。

　　隨著《民法典》的頒布與實施，公序良俗成為判定民事行為效力的重要依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合同作為最常見的民事法律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將導致合同無效。

　　然而，由于公序良俗的概念本身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為了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不當限制公民的意思自治，國家應當明確公序良俗的適用范圍和判斷標準。本案中，最高法將房屋限購政策納入公序良俗的概念范疇，值得法律界的關注和討論。

　　(二)國家宏觀政策與公序良俗

　　國家宏觀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2]它引導、規范個體和社會的行為，調節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是約束民事活動的一般規范，在一定時期起著維護公共秩序的重要作用。

　　2019年11月8日施行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第三十一條規定，“違反規章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合同效力，但該規章的內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應當認定合同無效。人民法院在認定規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時，要在考察規范對象基礎上，兼顧監管強度、交易安全保護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書中進行充分說理”。

　　從《九民紀要》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宏觀政策屬于公序良俗的范疇，一旦合同違反國家宏觀政策，也就因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們日常所見的“政策”都屬于國家宏觀政策。縱觀我國最早頒布的《經濟合同法》到《民法總則》、《合同法》再到今年施行的《民法典》，對合同無效的規定，愈加尊重合同當事人意愿，司法實踐對合同無效的判定也更加謹慎。因此，判斷政府出臺的政策是否屬于國家宏觀政策，是否屬于公序良俗也應當慎重。

　　最高法在其出版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中提出了以下五個方面的考量因素，以評判政策是否屬于公序良俗，以及其對合同效力的影響：

　　第一，政策的層級與種類。政策有黨中央的政策、國家政策、部門政策和地方政策之別，黨中央的政策指的是黨中央、中辦等下發的各種“紅頭文件”，國家政策是指國務院、國辦以及各部委聯合下發的各種“紅頭文件”。一般來說，違反黨中央的政策、國家政策的合同，可以認定構成違背公序良俗。而違反部門政策、地方政策如違反各地有關“限購”政策的合同，一般不宜以違背善良風俗為由認定合同無效。

　　需要注意的是，前述政策不包括司法政策。司法政策是指司法解釋以外的諸如會議紀要、領導講話、指導性意見等各種政策，不能直接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但可以作為法官具體分析法律適用時的理由;同時，如政策在簽訂合同后出臺的，此時違反政策就不是考察合同是否無效的問題，而是要考察是否構成情勢變更，從而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問題;

　　第二，規范對象。一般來說，只有當政策的規范對象是交易行為本身，或者是市場主體的準入條件時，才可能影響合同效力。對監管對象進行合規性監管，不會影響合同的效力，也即不能認為違背公序良俗;

　　第三，交易安全保護因素。如果僅是規范一方的行為，在確定合同效力時，就要考慮交易相對人保護的問題，而不應輕易通過認定其違背公序良俗而否定合同的效力;

　　第四，監管強度。如果違反政策的后果僅僅導致行政處罰，說明監管強度較弱，一般不宜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否定合同效力。但是違反政策的行為可能構成犯罪的，表明監管強度較強，在認定合同效力時就要予以考慮;

　　第五，社會影響。只有當違反政策的行為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時，才能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認定合同無效。在考察社會后果是否嚴重時，要看某類違規現象是否普遍，以及對整個行業有何影響。

　　本案中，最高法認為《房產代持協議》因違反《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國發[2010]10號)而無效。該政策的目的在于遏制房價的上漲趨勢，打擊炒房和投機性購房的行為。考慮到借名買房的現象層出不窮，違反該政策會導致居民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金融泡沫風險增加，社會危害性強。因此，最高法認為國家限購政策涉及公序良俗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最高法裁判方向的轉變，是國家嚴厲打擊炒房行為在司法領域的一個重要表現。雖然判例不是我國正式的法律淵源，但為了保證司法裁判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爭議案件的裁判應當充分考慮先前判決的思路和意見。在我國大力推動類案檢索制度的背景下，最高法的意見對各級法院的裁判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未來一段時間，規避限購政策而進行的“借名買房”行為被法院認定為無效的風險可能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徐某是在已有兩套住房的情況下仍借曾某之名另行買房，屬于為獲取額外不當利益而進行的投機性購房和炒房的行為，但最高法并未一概否定所有的“借名買房”行為。

　　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出于各種原因(如積分不足、社保繳納年限不夠、未取得購房地戶口等)借名買房以滿足住房剛需的情況，司法實踐中應當結合借名的原因以及房屋的性質來綜合衡量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關系，對于不違反國家政策，不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法院仍應充分尊重合同主體的意思自由，認定合同有效。

　　從“有效”到“無效”，最高法對借名買房裁判觀點的變化釋放出重大信號。在我國大力推動類案檢索制度的背景下，此類案件中借名買房合同被法院認定為“無效”的風險將進一步增加，相關當事人應予以高度關注，并做出積極的應對措施。